论刘鹗《老残游记》中的世俗性特征(4)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 庄子集释[M].郭庆藩,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142.

[4]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28.

[5] 阿城.阿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6]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6.

[8] 刘鹗.老残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9] 杨彬.叙事:在模式与效果之间：论《老残游记》的叙事艺术[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133-140.

[10] 鲁迅.摩罗诗力说[M]//鲁迅杂文全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世俗”一词在学术界多与“神圣”义项对举，尤其是受到西方“世俗化”哲学思潮的影响，加之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关于文学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大讨论，使得这一词语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明显的扩展，意义变得多元而丰富。但“世俗”一词，在古代文献中自有其内涵。《史记·循吏列传》言:“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1]3767“世俗”意谓社会之风俗习惯。又及《庄子·天地》有:“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故惊邪？”[2]394《天下》篇有:“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2]963《史记·孝武本纪》云：“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殊绝者，而天子独喜。其事祕，世莫知也。”[1]585皆指人世间。在时间的绵延里，“世俗”中逐渐汇聚了圣人与庸人，产生了高雅和鄙陋的分别。如屈原《渔父》云:“安能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3]《孟子·梁惠王》云:“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也。”[4]而这种雅和俗的碰撞正好构成了整个“世俗”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要之，“世俗”指的是众多人组成的一个生活空间，是一种“活生生的多重实在”[5]205。它充满了悲欢离合之情，凝聚了“饮食男女”之欲，“思无邪”的诗歌、“经国之大业”的文章很难将其丰富性绘于笔端。所以有“小说家者流”，将“道听途说”“街谈巷语”里实实在在的世俗生活记录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是“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5]196。尤其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世俗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观。《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古典小说的代表，继承传统小说世俗性的同时，由于创作主体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更使其彰显出独特的世俗性。《老残游记》以老残(亦即刘鹗本人)为观察者，采用第一人称为主的限知视角记述游历中的见闻感受。老残是一个手持铃铛，游走四方的江湖郎中，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同时他又是一个热爱山水风景，妙歌乐曲，随身携带数卷古书，随性赋诗的读书人，其身份的多重性正为《游记》表现“世俗”奠定基础。老残之游历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山水之游、社会之游、心灵之游。[6]442三者层层深入，呈示生活的多重实在。山水之游体现了世俗生活的审美情趣，洋溢着诗性美；社会之游展现了世俗中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寄托了观察者对人性的观照；心灵之游表现了老残对于国之现状，民之未来的思索，带有明显的现实关怀。要之，刘鹗对风土人情之美的倾情描绘以及对国事民泽的思考共同诠释出《老残游记》的世俗性特征。一、风土人情中的世俗美(一)自然风物中的诗性之美鲁迅先生说《老残游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7]186，尤其是对大明湖、黄河冰冻，以及大鼓书等风土习俗的描写，皆可谓生意盎然。如刘鹗在第三回的自评文中说“第二卷前半，可当《大明湖记》读；此卷前半，可当《济南名泉记》读。”[6]75在他笔下，大明湖与周围的街市相映成趣，尤其是岸边密密的芦苇花在带着水气的斜阳映照之下，仿佛给城市铺垫了一层温柔的红绒毯。此情此景，沉寂了街市的喧嚣，增添了世俗生活的恬美与适意。作者在《老残游记》中留下的这种诗意之笔不胜枚举，即使是在黄河凿冰这种生活琐事的描写中也浸淫着精致的美感。例如第十二回凿冰之后的月光山色：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8]133观察之细致，让人叹服，俨然科学报告之语。胡适评述说:“只有精细的观察能提供给这种描写的底子；只有朴素新鲜的活文字能提供给这种描写的工具。”[6]388确为“活文字”，是作者深入生活，潜心观察、体验的结果。但胡适也忽略了隐匿在文字背后，以卓越的艺术才华烘托而出的诗意：从分辨不出的一片雪白，到看得出云的白、山的白、天的白，月光下的一切显得那么灵动而赋有情致，或朦胧或清晰，两样谐于一体，散发出自然的气息。上述湖光山色之美妙与灵动丰富了世俗生活的诗情画意，而作者笔端的一些风俗习惯则为世俗生活增添了富饶的兴味。这一兴味主要表现在对王小玉唱大鼓书情境的描写中。作者深谙音乐感受来自听觉，形容时用以比喻，即“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峭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翻愈奇！”[8]20-21先发挥无尽的想象，再把想象落到实处。以登山为例，调动读者熟悉的人生体验，引起共鸣，渲染大鼓书音韵之美的同时也增添了小说的生活情趣。让读者随着小说中的人们在歌声中如痴如醉，于一派诗意中感受世俗生活之魅力。要之，作者用其科学家的观察之眼，诗人的情意之笔描述了他所游历的风土人情，给小说中的世俗生活增添了诗意的美。(二)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之美《老残游记》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而著称，诸如玉贤、刚毅等官吏形象多为研究者关注；或被刘鹗“太谷学派”思想吸引而对逸云、玙姑等形象进行阐释；着实忽略了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观照一些生动活泼的小人物。回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老残游记》自有其独特视角。如被夏志清称为“传统中国文学中最长的一夜”和“最逼真的一夜”的场面描写。[6]482这一夜“从第二十回老残与黄人瑞在一傍晚邂逅时起，至第十六回他俩于翌晨入睡时止，我们读到接近四十页的叙述”[6]482，中间插入翠环痛诉黄河泛滥之事，老残与黄人瑞商量搭救翠环之事，或借翠环之口评论诗歌创作，或客店发生火灾等，皆“调剂着故事寓含的情绪”[9]；弥补限知视角缺陷的同时，使得小说的叙写更接近生活实况。其间对四人言行举止的细致描摹既勾勒出饱满而立体的人物形象，又展现世俗生活中的人情味。第十三回黄人瑞感慨人生在世所说之话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话，真心话；另一种是应酬的话。伊始，他们之间的交谈或可作“真心话”，即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袒露。小说中的一处关于“哭”的细节便是对“真心话”的诠释。当翠环感怀身世而落泪时，翠花因惧怕如此得罪老爷会丢掉性命而尤为急切。可见“老爷们”掌握着她们生死权时的凶神恶煞，与接下来老残和黄人瑞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老残道:“不必，不必。让他哭哭很好。你想，她憋了一肚子的闷气，到哪里去哭？难得遇见我们两个没有脾气的人，让他哭个够，也算痛快一回。”用手拍着翠环道:“你就放声哭也不要紧……只管哭，不要紧的。”黄人瑞在旁大声嚷道:“小翠环，好孩子，你哭罢！劳你驾，把你黄老爷肚里鳖的一肚子闷气，也替我哭出来罢！”[8]150“哭”变得意味深长，此泪较之当时大雪纷飞、冰冻三尺的酷寒，渲染出人与人互相理解与接受时的温情脉脉。刘鹗《自叙》言：“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呆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8]1翠环之哭饱含着“身世之感情”；老残、黄人瑞之任翠环之哭，属于“不以哭泣为哭泣”，饱含着“家国之感情”“社会之感情” 。“哭”将这几个人紧紧链接，从眼泪中流出彼此之间能感同身受，表现出世俗生活中的人情味。类似的细节随处可摘，如第十六回中写到翠花和人瑞二人一不小心睡着时的场景，其中“却盖了一条狼皮褥子”的无心之笔，恰好说明翠花把褥子给了人瑞，自己挨冻的情意，写出了翠花的善良。在十七回时，作者又跳出来了一段“却说”，交待了老残的心理活动：“又看翠花昨日自己冻着，却拿狼皮褥子替人瑞盖腿，为翠环诗，他又出了许多心，冷眼看去，也是个有良心的，须得把他也拔出来才好。”[8]195强调对世俗里小人物这份“良心”的感怀，也成就了为翠花赎身，让“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8]230的美满。要之，《老残游记》在描述了黄河泛滥，清官以理杀人的冷心事的同时，也不忘对一些充满人情味的场景进行描绘，展现世俗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脉脉温情。二、思想上实用性特征近来研究《老残游记》的学者总会将其所涉之政治、文化的观点与太谷学派的思想联系起来，这无疑是有价值的。刘鹗本人从二十几岁始接受太谷学派，一生为之践行。就小说来看，《游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政治、文明、人生的看法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即能切实用于生活并产生效果，而不是纸上谈兵。(一)实事求是的为官之道《游记》“攻击官吏之处”[7]186多，揭露了以玉贤和刚弼为代表的“清官的罪恶”，被视为晚清最成功的谴责小说。玉贤为“清官”“能吏”之名，不惜逼良为盗，于家被强盗栽赃一案可见其虐政。刚弼自诩清廉而又刚愎自用的形象在齐东镇十三条命案的叙述中昭示得淋漓尽致。他以自己“一生就没有送过人一个钱”为理由，抓住魏家管家因户主心切而行贿的铁证，致魏家父女为死地，完全无视案件中的诸多疑点。无论是为了“清官”之名而大行牢狱之灾的玉贤，还是“以理杀人”的刚弼，他们都摒弃了为官之道最基本的原则——实事求是。刘鹗在《游记》中针对刚弼塑造了一个真正的清官形象——白子寿。在他看来，做官并非仅仅不要钱即可了事，最重要的是为民请命，追求“就事论事，细意推求”[8]198。这种立足于世俗现状中的求实态度在黄河泛滥之事的叙述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张宫保虽为刘鹗称许之人，但对于他听信不实之言而采用“不与河争地”的策略治理黄河，导致十几万百姓流离失所之事也进行了谴责，认为从治理黄河到天下之事，“不通世故”者害民至深。而所谓的“世故”即回到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实事求是地为民请命，彰显世俗中的为官之道。(二)渴望稳定的文明之见晚清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作为中国核心属国的朝鲜被日本占领，意味着原来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众星拱月般的朝贡体系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契约法形式存在的条约体系。这一转变本质上来说属于文明的转变。面对着西方文明的侵略性与中华文明的根性(统一)之间的冲突，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了思索。刘鹗在《游记》(于1903年开始在《绣像小说》上连载)中同样留下了思索的痕迹，较为明显的是桃花山的叙事，借玙姑和黄龙子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文明之见。对于桃花山论辩这一部分的主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个:第一，批判宋儒的理欲观念，肯定人的自然情欲；第二，批评“北拳南革”；第三，阐述自己的文明理想。研究者对前两者的关注较多，并以太谷学派思想加以论析。笔者认为，前两点批判或可统摄于理想的文明观之中。第十一回时，借黄龙子之口作了集中的表达。刘鹗首先承认了中国在西方文明中的劣势地位，谓“甲寅(1914)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虽灿烂可观，尚不足与他国齐趋并驾”，鉴于此，要努力“结实”中国文明，待其“自立”之后，再去吸取西方文明之精髓，“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骎骎进于大同之世矣。”[8]123甚至融化西方文明，共同走向一种“和”的境界。学者多嘲弄其中的乌托邦思想，而夏志清看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命脉，源远流长”[6]492的希冀，委实是一种同情的理解。理解这一愿景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他背后的思想依据。官吏横行，百姓苦不堪言；社会动荡，道德人心涣散，这些现状是中国文明自身的不稳定，所以要先“自立”文明；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趋势已经无法遏制，为了中国文明的稳定只能去学习。可见，他真正在意的是稳定，最后的“大同”更是追求一种世界性的稳定。而稳定正是世俗的前提与保障，此中可见其文明之见的世俗性特征。(三)追求“具足”的生存之道晚清社会动乱不堪，世俗生存面临着诸多考验。人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这些苦难，《游记》在逸云、赤龙子的形象塑造中寄寓了思索。逸云作为生活在斗姥宫的少女，她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人的自然情欲。内心历经苦闷挣扎后，她有所通悟:既没有我中意的，反过来又变做没有我不中意的人，这就是屡变的情形。近来，我的主意是把我自己分做两个人:一个叫做住世的逸云，既做了斗姥宫的姑子，凡我应做的事都做，不管什么人，要我说话就说话，要我陪酒就陪酒，要搂就搂，要抱就抱，都无不可，只是陪他睡觉做不到；又一个我呢，叫做出世的逸云，终日里但凡闲暇的时候，就去同那儒释道三教的圣人顽耍，或者看看天地日月变的把戏，很够开心的了。[8]268-269这是以一个人以直面人生的态度进入生活，而后又立足于生活中的苦难而获得超越的过程。其中虽然包含了生活的艰辛，但却突显了在平凡生活中的作为人的尊严。对于生活，人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入是直面苦难，并不逃避；出是超越苦难，或走向一个令人畅想的彼岸世界，或投入到造物主的怀抱，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妙，营造一个审美境界。鲁迅先生曾说:“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勉，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10]62可见，“具足”就是一种执著与超越的统一，而逸云通悟的正是这种“具足”，为乱世中的世俗人提供了一条精神出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个人在群体中也不会表现得自私，而是彼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正如黄龙子所言“我精神上有戒律，形骸上无戒律，都是因人而施，譬如你清我也清，你浊我也浊。或者妨害人，或者妨害自己，都做不得，这是精神上戒律；若两无妨碍，就没什么做不得，所谓形骸上无戒律。”[8]274认为保持自己的同时，尊重他人，既不冷漠，也不耽溺，各得其所，共存于世，即为世俗的相处之道。总之，无论是实事求是的为官之道，还是稳定的文明之见，或是“具足”的生存之道，都展现了作者关切生活实在的思想特征，带有明显的世俗性。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借老残的多重性身份既观察到了当时世俗社会里的人情物态，又寄托了他对时事风貌的思考，带有鲜明的世俗性。这种世俗性因为作者个人的兴趣爱好而蒙上了淡淡的诗意，又因为作者个人立足于社会实际的思考而彰显出强烈的实用性特征。但是，无论是诗意，还是实用性恰好又都是世俗的重要内容。世俗里没有太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但它有类似“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诚恳希冀，这种愿望来自于实实在在的生活，它们也无所谓悲观，无所谓乐观，只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游记》里记录的正是这种世俗，诚恳而实在。参考文献：[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2] 庄子集释[M].郭庆藩,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3]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142.[4]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28.[5] 阿城.阿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6]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6.[8] 刘鹗.老残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9] 杨彬.叙事:在模式与效果之间：论《老残游记》的叙事艺术[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133-140.[10] 鲁迅.摩罗诗力说[M]//鲁迅杂文全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文章来源：《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网址: http://www.zhsyeklczz.cn/qikandaodu/2020/1102/4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