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三都赋的创作动机及其实用主义思想探究(2)

伐吴派赢来了伐吴之役的胜利，而这一胜利并未给伐吴派带来多大的政治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伐吴派与伐吴反对派之争，并非一般的军事策略分歧，而是一场复杂的政治阻挠和抵制。伐吴之役虽以功成而告终，但豪门大族的利益并未因此而动摇，军功并未改变寒门细族的政治处境，把持高位的依然是荀颤、王浑等豪门大族，张华、杜预等伐吴派主将尚且不免晾在一边，更何况那些追随者了。这当是左思何以赋成《三都》之后反而沉寂了十余年，至永熙元年(290年)之后方得出为陇西王司马泰司空祭酒的政治原因。

二、左思的心态与《三都赋》的创作

左思的自卑心理可谓由来已久，《晋书·左思传》“思小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雍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思遂感激勤学，兼善阴阳之术。”[2]2376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论及左思时也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4]由此可以看出，左思并非一个天才型的作家，而只是一个努力型的作家。在当时那样一个注重浮夸、容貌、才智、敏捷等方面而缺少务实的时代，左思无法以聪敏获得人们的认同，而他又一向自视甚高，这两者的冲突使左思内心极为痛苦，由之产生深深地自卑情结。据自卑心理学的分析，人在产生深深地自卑情节之时，往往会随之产生一种补偿心理，而左思在产生深深的自卑心理之后，也必然需要发展自己的优势从而“补偿”自己的自卑之感。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三都赋》成了证明自己实力，进而完成心理补偿的关键所在。

左思的自卑心理由少时父亲的对自己的评价开始，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的事情使之更感到深深地自卑与挫败之感。这些事情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齐都赋》创作的失败。《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创作《齐都赋》一事时，仅用了寥寥数字：“造《齐都赋》，一年乃成。”[2]2376既没有一句话说左思《齐都赋》内容，更没有只言片语的评价，这与随后六百多字描写《三都赋》的创作过程和时人评价形成巨大的反差。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左思《三都赋》未完成之时，陆机对之的评价是：“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2]2377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左思所创作的《齐都赋》稍微有些文名的话，左思也不至于受到陆机如此挖苦嘲笑。从这些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得出《齐都赋》的创作是失败的，根本没有引起时人的重视。左思这个自小便被判为“貌寝口讷”之人，花费一年时间创作的作品却得不到任何评价，我们不难揣测出左思当时的自卑与愤懑之情。

第二，由外貌而遭受的讥讽。魏晋时期，容止气度常为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左思很不幸的生活在这一时期，在太康文坛中，与左思齐名的陆、潘等人皆相貌堂堂。据《世说新语》的《容止》篇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携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遨游，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5]比如陆机在《与弟云书》中都鄙称为“伧父”。[6]对于左思而言，他在以风度相高、甚至矫情自饰的世人尤其是士人眼中，可能压根儿就没有占据什么位置，不仅洛中群妪“乱唾之”，而且他的乡亲齐人亦“不重”之。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左思仅仅因为自己的“貌寝口讷”这一点，便遭受了时人多少的讥笑，左思前期热衷于仕进功名的性格决定了左思在遭受嘲笑后必然产生自卑的心理状态。

第三，寒门士族巨大的抱负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感。“门阀制度”产生于东汉，形成于魏晋，而到南北朝时达到极盛时期，它是世家豪族政治、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左思出身寒门，虽然才华横溢，有建功立业的壮志，有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西晋，其仕途注定是坎坷的。门阀氏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成为世袭官僚，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相互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门阀贵族阶层。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情况下，左思想要在仕途上取得成就，就必须依靠豪门贵族才行。

而同时，左思又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人，这种自负表现在左思的各个方面，左思“颇以椒房自矜”[3]136是自负的表现，《咏史》八首中“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亦是自负的表现。我们可以结合前面提到的有关自卑情结与补偿心理的理论来分析，左思的这种自负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因为自卑而在心中树立的竭力抵抗自卑的态度。我们从左思虽位居贾谧“二十四友”却除了教贾谧《尚书》外一无所用的情形，便可以判断出，在左思的内心里，对贾氏家族其实是不屑的，不过当时贾氏家族把持朝政，想要取得仕途上的成就必须依附贾氏，所以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正是这种内心极度自负却没有现实的资本，虽然不满于豪贵权势却又不得已依靠的情形，使得左思愈加愤懑与不满，从而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创作为自己“创造”出自负的资本来。

文章来源：《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网址: http://www.zhsyeklczz.cn/qikandaodu/2021/0413/925.html